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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应该是一个联合进行的计划

2019-04-25

  美国民用航天计划之所以会占据一席之地,是由于冷战时期国家安全的需要 。一般来说,它至今仍与航天领域的国家安全交织在一起。正如航天政策分析家道恩A戴所指出的:“美国民事和军事航天合作历史是二者在较高政策层面上利益、优先性和定位的争夺,但实际上也是所有操作层面上明显的合作与协调” 。这也是太空时代前五十年的真实写照。首先,航天会采用两用技术——这些技术在军事应用和民事应用领域都很必要。这些技术大都由政府出资开发,有时是美国政府拥有的高科技公司利用政府内部实验室进行研究——委婉地称作军事工业综合体。这些公司不需要考虑技术的终端用户是为了民用还是国家安全目的,实际上人类航天飞行任务和国家安全航天活动需要同样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技术。技术的重叠和使用这些技术的相关活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民事和军事航天活动相互交织的本质。

  第二,这与第一点非常相关,那就是军事和民用航天计划代表着增强国家实力的长期合作努力的两个核心方面。军事方面代表着“严厉而丝毫不懈的”实力,而民用航天计划代表着一种软实力——国内的自豪感和国际上的威望,为美国成功的航天活动增加和平色彩。用R卡吉尔霍尔的话说,民用航天活动是国家秘密航天安全行动的“掩饰”。它掩盖了美国在冷战时期的需要,转移人们对地球轨道上的侦察卫星和其他国家安全卫星的注意力。

  观察家当然也认识到太空时代开始以来的国家威望。弗农范戴克在其1964年出版的《自豪和实力:航天计划的理由》一书中评论道,从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威望是美国进行大规模民用航天活动的主要原因。 换评论家约翰P洛弗尔的话说,“范戴克列举了可信的证据,支持其民族自豪感是那些大力推动航天计划的人的核心动机和目的的说法”。 尽管范戴克的研究已经过时,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结论在过去45年中却一直深入人心。在重要层面上,美国历届总统有意识地将这些活动作为民族优越性的象征,以增加美国在全世界的威望。

  第三,这一渐进过程依赖于美国政治领导层——特别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和约翰F肯尼迪政府——决定着哪个政府组织应当负责处理太空任务所面对的连贯、甚至是突发的困难。 一些军事部门,特别是美国空军领导人,看到了主导太空新战场的意义——看到了曾经只被部分认识到的意义。这证实了人类航天飞行的困难性,特别是早期倡议者认定必须依靠军方人员。其实,他们认为太空是新的战场,就像陆地、海洋和天空,一如艾森豪威尔的决定,现在再次重申将太空作为军事行动禁区。这一结论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减少了太空中的军事载人任务,即便对今天的国家太空安全的支持者来说,这也是一剂苦药。实际上,坚持在航天飞机上使用军事航天员的做法一直延续到1986年的“挑战者”号事故,这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可能也是某些倡议者心中所想,现在关于太空武器化的争论也为进行军事载人航天任务提供了一个契机。

  简单介绍完太空时代早期阶段的太空政策后,本章剩余部分将会探讨三个主题——两用技术,软实力的作用和国家安全事务中的自豪与威望问题,以及太空对军事人员的需要。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国防部(DoD)就开始进行对火箭技术和外太空科学的研究,并将其作为确保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一种方法。可以说,航天科研的民事方面开始于1952年,当时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专门设置了一个委员会,并组织了国际地球物理年(IGY)活动,从1957年1月1日至1958年12月31日。经过几年的准备,1955年7月29日,美国科学团体说服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了发射一颗科学卫星的计划,将其作为IGY活动的一部分。1957年秋苏联发射了“伴侣”1号和“伴侣”2号,1958年1月美国发射了“探险者1号”,太空竞赛由此拉开帷幕并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尽管在竞赛中曾有过间歇。 这次竞赛中最惹人注目的部分当属载人航天飞行计划——“阿波罗”航天员登月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还包括飞往太阳系其他行星的机器人任务、军用和商业卫星活动,以及其他的科学与技术劳动。 在后冷战后时代,太空探索日程表经过了明显的重构,并引发了类似于国际空间站的合作冒险,以及国际财团进行的运载火箭、科学任务和应用卫星的开发。

  毫无疑问,冒险、发现,以及探索和殖民的期望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一小群航天计划支持者背后的推动力。大部分支持雄心勃勃的探索计划的人希望扩大民众对美国边疆的概念,并乐观地想象着开疆拓土、科学发现、探险和殖民等用途。 实际上,对美国新边疆的想象是非常感性的,或者说是浪漫主义的,当然也会赢得民众对雄心勃勃的太空探索计划的支持。这一定程度上与民众的“西进”概念相吻合——当年的欧洲移民在美国大陆东部定居,这强有力的隐喻在20世纪70年代有着很大的民族认同。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太空计划推进者们认识到这些象征符号可以解释和评价了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对于他们所要完成的事业,这个隐喻或许是恰当的。这个隐喻勾勒出了一群自力更生的美国人向西部迁移的形象——在荒野中发现、探索、征服和定居。在迁移的过程中,定居于北美的欧洲人——在他们自己眼中,一个富有美德和正义感、不同于地球上其他民族的民族形成了。边疆概念永远具有着乐观、民主和良好人际关系的道义。这种表达差不多是乌托邦的,但是相比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人们试图建立完美的社会,这点就丝毫不奇怪了——清教徒、摩门教徒、震颤派教徒、摩拉维亚教徒、傅立叶派、伊卡利亚派、贺瑞斯格里利的追随者们——经常到新边疆发表他们的观点。

  它也会唤起民众心中大量栩栩如生的、难忘的英雄故事,以及跨向现代民主国家的道德脚步。边疆概念将这一复杂的事情降为相对静态的道德展示,避免了神话传说的挑战和冲突,将向西移民的美国人看作本质高尚,而反对者邪恶;而且忽略了向西移民的文化背景,而把国家统一作为关键目的。被这一隐喻说服了的人——1960年的大部分美国白人都不挑战这一隐喻——拥有了太空探索的观念。

  如果边疆这一隐喻是将太空探索描绘成美国民族在做一件大好事的浪漫画面,那么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太空计划倡议者也在试图说服民众太空探索将很快成为可能。科幻小说和电影描写了太空探索,但是将其变为现实更需要严肃而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政治家。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火箭助推器方面的成果重新塑造了民众的太空文化,影响了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这些倡议者努力工作以克服各种“巴克罗杰斯”式幻想所造成的近二十年的不信任感,并说服美国民众太空旅行可能成为现实,而且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中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部分美国人抛弃了对航天飞行的可能性的怀疑,转而相信这有可能在近期成为现实。这一转变可以在这个时代的民意调查中加以证实。例如,1949年12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仅有15%的美国人相信未来50年内人类可以登上月球,而有70%的人认为在五十年内是不可能的。到了1957年,41%的人认为人类登上月球的时间不会超过25年,而只有25%的人认为二十年内还做不到。在那个年代中观念的转变是巨大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航天飞行的可能性和众所周知的火箭技术的进步所引发的公共关系活动。

  美国民众对航天飞行可能性的了解是通过比以前更为接近现实的科幻小说和电影,科幻小说作者开始认真思考科幻的可能性,并在受尊重的大众杂志上严肃地讨论这一话题。在这些最重要的努力中,德国人维纳冯布劳恩贡献很大,他在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为美国陆军服务。除了是一名出类拔萃的技术型企业人之外,冯布劳恩还成功抓住了强大的印刷和通信媒体——50年代初期科幻小说家和电影制片人经常使用这些媒体,极大地促进了民众对太空探索的兴趣。

  1952年,冯布劳恩在《科利尔》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航天飞行可能性的文章,极大地引起了民众的兴趣。《科利尔》杂志上第一篇有关太空的文章发表于1952年3月22日。这一期杂志中的一篇文章称航天飞行是可能的,而不只是科幻小说,人类在地球以外冒险是不可避免的。在文章中,冯布劳恩提倡载人轨道飞行,研发往返于地区与地球轨道之间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建造永久性宜居的空间站,人类从空间站出发登陆月球和火星。杂志中还出现了有关火星的专栏,冯布劳恩与其他人根据已有的科学数据,描述了如何去火星,预测了在那里能发现什么。

  随着技术的发展,民众认为航天飞行观念短期之内就可以实现,“白沙”等实验设施创造出了制定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得以实现的环境。让美国民众确信航天飞行是可能的,这是50年代太空政策辩论的一项重要任务。没有它,60年代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就没有可能实施。由于这一概念要在公共政策中实现,民众就必须对社会所要追求的目标有一个恰当的了解,并相信这一目标的可实现性。实际上,热衷于航天事业的人们成功地绘制了载人航天飞行很快就能实现的画面,但是公共政策制定者却不得不严肃地考虑航天计划,空间探索的另一面仍然面临着问题。即便是对未来有不同看法——强调机器人探测器和应用卫星的支持者也不得不在讨论空间探索问题时使用载人航天飞行这一象征符号——载人航天活动的推动者将这一象征符号烙刻在了在美国人心中。

  正当空间探索的支持者——业余爱好者和科学家——构想着航天飞行将成为真正的现实以及如何实现登陆月球和其他行星的远程航天飞行任务时,另一个关键因素涌入画面:航天飞行在国防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航天党”最初将空间探索与冷战时期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这一信念——占领太空“高地”的国家将主宰太空之下的领土。1952年的《科利尔》杂志中,空间探索总是以冷战对手苏联为背景,并推论“到了华盛顿把优先注意力放在太空优势上的时候了。东西方之间的武器装备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在我们看来,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可以无所不做。就是这么简单。”杂志编辑说“美国应该立刻开始长期研发计划,以确保西方的太空优势。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别人就会这么做。而这个其他人很有可能是苏联。”

  新边疆的进步观念、美国通俗文化中的航天飞行、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对手关系,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20世纪60年代初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的实施。在这三个因素的促成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关注载人航天飞行和外太空探索,并在“阿波罗计划”中顺利获得了财政拨款——冷战因素是背后的重要推手。

  与苏联的竞争是开启雄心勃勃的空间探索之门的钥匙,但是这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获得世人认可的技术优势的一种手段。从21世纪的视角来看,很难体会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对核攻击近乎歇斯底里的担忧。当时并不是电视剧《欢乐时光》里描绘的田园生活般的景象,当时的美国几乎变成机能失调的国家,被核战争的死亡景象折磨着。学校要求孩子们掌握民防技巧,在核爆炸时保护自己,有时就是很简单地把自己蜷缩在课桌下面。机关团体进行民防演习,家庭在自家后院里建造炸弹掩体。 在通俗文化中,核攻击冷酷无情地与美国上方的太空联系在一起——核攻击就是从那儿来的。

  在与其核对手进行了一段军备竞赛后,艾森豪威尔时期又爆发了一系列热危机和冷危机,1957年苏联发射了“伴侣”1号和2号人造卫星以后,大部分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感觉大屠杀的威胁越来越近。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敌人能够攻击美国本土,并采用一种全新的技术。在意识形态竞争和对世界上未结盟国家的争夺上,空间探索成了新的竞赛场。 尽管美国官员也为苏联的成就表示祝贺,但是大部分美国人却认为苏联为体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以美国为代价。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导致了美国人认为的技术差距,并直接促成了旨在追赶苏联太空成就的重要努力。这些努力包括:

   全面回顾美国的民事和军事计划(科学卫星和弹道导弹研发)

   在国防部成立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并将几项空间活动置于集中管理之下

   制定《国防教育法案》,为科学与技术学科提供联邦财政支持。

  很快,美国发射了自己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探索者”1号,1958年1月31日“探索者”1号证实了地球周围辐射带的存在。这一辐射带是由地球磁场造成的,被称之为范艾伦辐射带,指的是大气中的带电粒子和到达地球的太阳辐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还开展了对月亮和行星的科学任务。

  1958年,《国家航空暨太空法案》得到了美国国会的通过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签署,成立NASA,并委任它为了“和平目的和造福全人类” 而探索和使用太空。NASA的名字起源于早期的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拥有8000名雇员,年预算1亿美元,拥有研究实验室。新成立的NASA迅速合并了其他机构,特别是一些著名的航天科学小组,如马里兰州的海军研究实验室,陆军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所下辖的喷气推进实验室,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陆军弹道导弹局。

  尽管苏联没有单独成立专门的空间探索机构,但是也在众多火箭设计局和科学研究所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苏联航天飞行热情的主要受益者是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的设计局(苏联“伴侣”计划所使用的苏联第一代火箭的首席设计师)和苏联科学院(负责设计实验和制造发射入轨的仪器)。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督促下,苏联在航天飞行技术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竞争对手美国相比,苏联在公共关系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在正式成立后不久,NASA还从其他政府机构手中接管了空间探索计划的管理权,并开始进行空间科学任务,例如将探测器送往月球的“流浪者计划”,测试卫星通信可能性的“回声计划”,确定载人航天飞行可能性的“水星计划”。即便如此,这些活动也受到预算和NASA领导层按部就班的限制。

  但是对这一创举有讽刺性意味的是,艾森豪威尔认为成立NASA和后来的肯尼迪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的阿波罗计划中掌握如此之多的权力是个错误。他在1962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为什么要如此急于登上月球和其他行星?除了助推火箭之外,我们在其他科学空间探索领域都领先于世界。从此刻开始,我想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有序的、科学的方式,每一个成就都建立在上一个成就的基础之上。” 他后来警告说登月竞赛“不成比例地转移了我们在同样重要的问题上的脑力资源和研究设施,包括教育和自动化。” 他认为美国在臆想的威胁上过度投入。

  在太空时代的前十五年中,美国关注几个重要项目组成的民事探索计划。这些努力的巅峰当然是人类远征月球——“阿波罗计划”。这是政治需要、个人抱负与激进主义、科学与技术能力、经济繁荣和民众情绪的奇特汇合点,这促成了1961年5月25日约翰F肯尼迪宣布将要在60年代末进行登月计划,以证明美国的技术精湛。

  “阿波罗计划”可以说是美国早期为了应对苏联可能威胁所做出的努力的有形成果。NASA领导层认识到尽管这项任务规模宏大,但是技术上和经济上都是可控的,只是他们必须尽快完成。据此,太空机构的年度预算从1960年的5亿美元增长到1965年的52亿美元的高峰。NASA的预算从1966年开始下降,这一下降趋势一直延续到1975年。在“阿波罗时代”的特殊时期,只有个别年度NASA的预算才会低于美国财政部总支出的1%(见图10-1)。

  尽管有理由认为“阿波罗计划”是非常重要的,但就此认为民众会愉快接受的假设是过于简单的,且最终无法令人满意的。实际上,自从1965年以来,民众对航天经费的支持率一直稳定在大约80%,只是70年代初才出现了一次较大的波动。但是在经费问题上的民意调查对调查用词特别敏感,必须小心对待。 20世纪6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民众认为的联邦预算中最应该削减的几项计划里,航天飞行处于前列。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对空气和水污染,为非技术工人提供职业训练,国家美化和扶贫等计划的喜欢程度要高于载人航天飞行。1967年,《新闻周刊》写道:“美国航天计划处于衰退之中。越南战争以及国家和城市中的穷人所处的恶劣状态——相形之下,航天飞行似乎成为了尴尬的国家任性行为——这些足以将计划拉下马,而天空反而不是限制因素。”

  月球探险本身也没有激发起普通民众的澎湃热情,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众对于美国与苏联展开的登月“竞赛”也出现了犹豫(见图10-2)。民意调查问道,“对于美国政府耗费巨资将航天员送到月球的做法,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差不多在任何时候多数人都是持反对态度的,即使是“阿波罗计划”的巅峰时期。仅有一次,即1965年10月,超过半数的人支持继续进行月球探险。“阿波罗时代”之后,美国民众仍在质疑进行人类远征月球的实际作用。

  这些统计数据并不是表明20世纪60年代NASA的登月努力得不到足够的支持。相反,这些数据表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危机使得民众支持登月决心的热情稍纵即逝,很快就有团体要求削减开支。 这也表明美国民众对人类探索月球并没有太大热情,特别是考虑到相关开支。无论曾经有多么大的热情,当1972年底“阿波罗计划”结束时,该计划就像一个一瘸一拐的马拉松选手——每一块肌肉都紧绷着,挣扎着要在崩溃前到达终点。

  现实情况(如果不能算作定义的话)是,军民两用技术自人类发明武器并将其用于非暴力目的之时就已经存在了。当然,矛、弓、箭、剑、棍、和其他武器都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两种用途。甚至不伦不类的铲子等工具也具有军事用途,如挖掘工事和近身格斗。冷战期间,在核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发射系统的背景下,这种军民两用技术概念达到了高潮。这也在一些国际协定中得到明确体现,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87年的《导弹技术控制体制》,以及《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 瓦森纳协定是迄今为止最彻底的军民两用航天技术控制规范。有意思的是,作为需要控制的技术,遥感、导航和通信卫星的相关政策最先出现,而运载火箭技术是后来添加的。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时人们认为核武器运载火箭并不意味着军事能力的增强。直到20世纪末美国官员才认识到运载火箭技术已经扩散到了所谓无赖国家手中,例如朝鲜、伊拉克和其他潜在敌人,这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

  用于发射核武器的运载火箭无疑具有两种用途,进行少许改动就可以进行民用航天发射。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成立初期,它的大部分运载火箭都是由美国国防部(国防部)研制的军用弹道导弹改装而来(参见图10-3)。这种情况仍然存在,民事太空探索所必需的基本技术主要来自军方。整个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为国防部工作的火箭技术人员进行了更为苛刻的飞行试验,科学家进行了日益复杂的科学研究,这使得新的军民两用技术成为可能。 在这一时期美国陆军研制了“红石”火箭(能够将一个小型弹头发射到最多500英里以外的导弹),1961年NASA首次在“水星计划”的亚轨道任务中用它把美国航天员艾伦B谢泼德和加斯格里索姆送入太空,其两用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美国空军的“阿特拉斯”和“泰坦”洲际弹道导弹(ICBM)也是如此,最初开发它们是为了将核弹头发射到半个地球以外的目标上。“阿特拉斯”在“水星计划”的轨道飞行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泰坦”则成为1965年至1966年的“双子星计划”载人航天飞行的运载火箭。

  但是军用火箭技术应用于民用航天计划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例如,作为改装的洲际导弹,“阿特拉斯”自1946年以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开发。一旦被取消和资金不足,美国空军就无能为力了。直到1957年至1958年的苏联“伴侣”号人造卫星危机才使得改装计划获得足够的资源和取得重大进展。由于这个困难,美国空军官员不得不接受20%的失败率。这个比率使得在民用航天计划中使用“阿特拉斯”面对巨大争议;没有人愿意接受每五次航天飞行就要损失一次航天员的代价。但即使这个比率后来也被证明高估了。到1959年,八次发射中七次失败。这肯定不能用来搭载航天员了。NASA的罗伯特R吉尔鲁斯向国会证实道:“阿特拉斯性能足够导航系统也足够精确,但是可靠性是个问题。如果不能每次都能正常工作,你是不会把人放进这个设备里的。”吉尔鲁斯又补充了一句,“可靠性来自于实践”。

  NASA、美国空军和工程师们逐步改进“阿特拉斯”的性能。他们在液氧罐周围放置玻璃纤维护罩,防止发动机在某次大爆炸或严重失败中(似乎这种情况总会发生)被点燃。他们几乎改变了运载火箭上的每一个系统,而代之以经过测试和可靠的技术,以尽可能减少问题。他们改编了程序和开发了新的遥测技术,以监控系统的运行。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发了一个故障遥感系统(除了研发人员,其他人都称之为ASS“屁股”),以监测运载火箭性能,保证航天员可以从“水星”太空舱中尽早逃生。

  “泰坦”运载火箭向“双子星计划”过渡得更为艰难。它经历了纵向振荡——所谓的“单高跷”效应,因为这有点像一个孩子站在在单高跷上。克服这个问题需要的工程创造力和长时间的加班,以保证稳定的燃料流量和保持运载火箭控制。其他问题也导致了昂贵的修改费用,从估计的3.5亿美元计划成本增加到超过10亿美元。宇航局成功地给出了超支的合理解释,然而,作为实现“阿波罗”登月的必需品,它一直备受批评。

  航天发射技术的军民两用性质长期存在,这给民用与国家安全航天计划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严重挑战。此外,对三种弹道导弹的衍生品的依赖——“阿特拉斯”、“泰坦”和“德尔塔”——是因为美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大量航天发射任务的需要,而目前它们却限制了美国的航天事业。尽管这3个系列的一次性运载火箭——每一种都有大量的改型——自从首飞之后就一直在进行改进,但是它们却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技术限制(20世纪50年代)和作为发射核弹头的设计初衷。国防需要使得制造商更关注进度和运行可靠性,发射成本处于次要位置。

  第一代运载火箭的重要作用并不只是开始了太空时代,而是更多地支持航天活动。像早期的螺旋桨飞机一样,运载火箭在过去40年来不断进行改进,但却没有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因此,美国尽管现在已经拥有了非常高效和成熟的一次性运载火箭(ELV)发射能力,但是却无法突破第一代ICBM运载火箭的技术限制。

  “阿波罗计划”以后,航天飞机成为了美国进入太空的主导方式,它同样具有军用和民用的双重用途。作为NASA成功登陆月球之后重要计划,1972年航天飞机得到了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的批准。航天飞机将为美国的载人航天计划提供进入太空的常规、经济和可靠的无限方式。 自1981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进行首次航天飞行以后,NASA的载人航天飞行能力就与航天飞机紧密结合在一起了,而这种关系一直维持了20年。除了更换航天飞机引起的争论,1972年建造航天飞机的决定却也平息了一场有关新型一次性运载火箭(ELV)投资的争论。起初,NASA和其他大多数的航天政策分析家一致认为,航天飞机将成为美国的“均码”航天发射工具。简单地说,情况会是这样——因为航天飞机能满足所有的发射需要(无论是科学、商业、军事、载人或机器人任务),也就不存在对其他运载火箭的需要。 美军最初同意将其所有载荷都交由航天飞机运送,而NASA也雄心勃勃地将航天飞机作为能够将任何卫星送入轨道的商业航天器推向市场。

  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完美的东西。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双重用途,航天飞机肩负着所有的政府发射任务和里根时代早期的许多商业任务。可悲的是,航天飞机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满足这些需要。即使有着最美好的愿景和有吸引力的载荷定价政策,航天飞机仍然要做好自己首要的任务:一个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运载工具,推动航天飞行和宇宙知识的“边疆”。希望航天飞机成为适用于所有人的“万灵丹”——研究和开发性航天器,太空运输船,商业运载工具,科学平台——最终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航天飞机无法实现这些奇特而相互排斥的任务。

  直到1986年2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任务中损失,依赖航天飞机的情况才发生改变。要不要使用航天飞机发射所有的美国卫星的争论再度成为热点。1986年8月,里根总统宣布,航天飞机将不再发射商业卫星。1986年12月,这一政策正式列入第254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美国航天发射战略”。共有44个之前确定要由航天飞机运载的商业和国外载荷被迫寻找新的运载工具。

  在随后的3年里,美国政府致力于重振美国的ELV生产线,并重新设计和修改卫星,以便能够在替代航天飞机的ELV上运载。退回到ELV需要美国政府额外拨款来解决问题,而安排这些系统退役也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在这几年里,美国几乎停止了商业发射活动,从1986年至1989年美国只进行了3次商业卫星发射(其中一次是在“挑战者”出事之前),只占这一时期美国航天发射总数的6%。

  然而在此期间,两个事件使得美国出现了合法的航天发射行业。首先,国防部承诺购买大量的ELV,作为保持美国混合使用航天飞机和ELV进入太空能力战略的一部分。这使得美国政府出资重启处于休眠状态的ELV生产线,并帮助美国公司形成必要的规模经济,以有效地与欧洲的“阿丽亚娜”火箭竞争。其次,1988年美国国会修订了《商业航天发射法案》(CSLA),建立了新的保险要求,其作用是限制美国公司在发射中造成政府或第三方财产损失时承担的责任。修订后的CSLA还设立了保护政策,反对美国政府抢占政府范围内的商业发射任务。

  因此,1989年美国首次进行了商业航天发射——CSLA获得通过后5年。从1989年开始,美国的商业卫星发射任务都由商业航天发射公司(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公司也作为政府承包商为国防部和NASA的有效载荷提供发射服务)进行,而不是美国政府。

  进入太空的故事和军民两用技术的相关案例还有很多,但我要总结一下这些情况。这种技术的共性对军事和民用航天来说都意味着要进行二选一:或者在有限的供应商之间进行知识和能力的竞争,或者合作开发出能够满足所有用户要求的两用设备。在很多时候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NASA和国防部之间的差异一直存在,有时甚至是斗争。

  只有当明确的责任划分出现以后,这种缺乏合作的情况才有可能消失。例如,1991年4月16日,美国国家空间委员会指示NASA和国防部共同出资研发国家航天发射系统,以满足21世纪初进入太空的民事和军事需要,成本在105亿美元至120亿美元之间。 这项计划失败了。其他大部分合作计划也没获得多少成功。似乎大部分航天计划的成功都是由民事或军事机构独自进行技术开发时取得的——至少航天发射技术上是如此,另一方只能将就着使用。20世纪60年代NASA使用最初作为弹道导弹的运载火箭时如此,20世纪80年代国防部使用NASA建造的航天飞机时也是如此。在进入太空的旅途上,满是失败的合作计划。

  从人类最初认识到航天飞行有可能实现的时候开始,理论家们就认为实现航天飞行将给一个国家带来全球的威望。例如,1946年新成立的兰德公司发表了名为《实验型环球飞船的初步设计》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探讨了轨道卫星的可行性,概述了成功的必要技术。在其众多观点中,有关威望因素的评论后来被证明特别有先见之明:“安装了相应仪器的卫星有望成为二十世纪最有潜力的科学工具之一。卫星带来的影响可以与爆炸相媲美。”

  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可以算作分析师们经常提到“软实力”的典型应用。“软实力”这个术语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创造的,与国际关系中的威胁和其他形式的硬实力相对应。 约瑟夫奈主张:

  “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和说服别人接受你的目标而达到你想要的目的的能力。它不同于硬实力,即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让别人遵从你的意愿。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很重要吸引比强迫便宜得多,这种资产需要滋养。”

  从根本上说,“阿波罗”等航天活动代表的是一种软实力——通过无形资产(例如展示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能力)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它赋予了一个国家此前国际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享受过的真实和庄严。总之,航天飞行是提高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的一种手段。

  即便如此,直到1957年至1958年的苏联人造卫星危机以前,没有多少人认为航天能力可以提高国家威望。有人将这一事件对美国公众舆论产生的影响比作“珍珠港”,臆想出技术差距,并为航天事业、技术和科学教育计划增加经费,允许新的联邦机构来管理航空航天研究与开发。美国与苏联展开的冷战竞争提供了打开雄心勃勃的太空探索之门的钥匙,但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获得世人眼中的技术优势的一种手段。从21世纪的视角来看,我们很难理解当时的威望因素在国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虽然美国最初的反应是祝贺,但是政治和舆论领导人很快就流露出丧失国家威望的想法。1957年10月7日《芝加哥每日新闻》的社论说,“每个人都明显感觉到,俄国人和我们的技术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不能再低估俄国人的科学潜力——无论是为了战争还是为了和平。”

  政治领导人还将卫星作为威望的客观标准。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回忆苏联发射卫星时的情况说,“现在从某种新的意义上说,天空差不多是外国人的。我还记得意识到另一个国家可能对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形成技术优势时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1957年10月17日,约翰逊的一位助手乔治E雷迪在写给约翰逊的一封有关如何利用苏联人造地球卫星问题获得政党优势的信中写道:“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得当,将把共和党人赶出去,把统一起来,并把你捧上总统宝座。”他建议,“俄国人可以把一些东西送到太空中,而我们却不能,这种感觉让人很不高兴”。

  毫无疑问,美国所有的载人航天飞行努力,特别是“阿波罗计划”,主要是为了巩固美国在技术领域领先的地位。作为战争的替代品,“阿波罗”是美国在精湛技术展示上挑战苏联。使国际社会支持“美国方式”的愿望成为“阿波罗计划”存在的理由,而且效果要比美国人最初提出这一设想时预计的还要好。“阿波罗”成为美国在冷战时期的首要计划,并帮助美国在世人面前展示其优势。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问道,“在航天领域苏联领先于美国吗”,或许从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动机。直到60年代中期以前——“双子星计划”开始展示出美国的航天实力——这个答案始终是“yes”。在“阿波罗登月计划”巅峰时期,世人看法发生了转变,几乎一致认为美国占优。 “阿波罗计划”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它与国家威望和地缘政治紧密相连(如果不能算作等同的话)——在此不得不提。它作为,并继续作为向外国人展示美国社会积极、开放和充满活力形象的工具。

  几十年来,美国将人类送入太空是为了赢得威望,抗衡苏联的成就,而不是为了实际的科学与研究目的。这是在本质上积极的象征——每一个航天成就都为美国赢得了政治资本——主要是在国际舞台上。正如卡斯帕温伯格在1971年所指出的,航天成就使得“世人同样瞻仰美国的优势”。

  在此背景下,民用航天计划(载人和机器人的部分)也关乎国家安全。美国科学和技术能力的展示是为了以这种新形式建立对苏联核威慑的可信性和可靠性(见图10-4)。如果苏联不相核威慑的可信性,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也认为是假的,美国与苏联的对抗将以人类可怕的未来收场。美国在航天领域的成功向世人证明美国军事力量的可信性。“这次竞赛从根本上说是向世界证明资本主义对的优越性,以及美国人的方式生活、文化、经济与科技成果上对者的优越性”,历史学家肯尼斯奥斯古德如是说。美国民用航天的成功有助于抵消那些对未来的质疑。

  威望在民用航天领域的重要性同样适用于本国。它可以在民众的精神中形成最佳影像,用记者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的说,“用民族灵感来比喻:雄伟、技术先进、付出昂贵的代价和托付贵重的货物,摆脱地球的束缚”。它“承载着我们秘密的希望,外面的世界更美好——有一天我们会到那个世界去,将悲伤甩在身后。” 航天成就,特别是那些人类直接参与的,仍然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这种自豪感也是美国民众继续支持载人航天飞行的原因。当然,航天影像——在月球上的航天员或航天飞机庄严地进入轨道——美国国旗和白头鹰成了爱国主义的符号。当我们的航天任务失败时,当我们亲眼看到航天员在航天飞机事故中遭遇不测时,美国作为一个成功的国家的自我形象就会受到威胁。美国人希望成功的民用航天计划成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该做的事。美国人不是很关注具体计划的内容或目标。但他们关心做了什么值得做的事,什么事做成了。这就是近些年来失去的航天成就自豪感。

  在太空时代初期,美国国防部就希望把人类送入太空,以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20世纪50年代初,韦纳冯布劳恩提议建设能够容纳50名以上军人的大型空间站,进行对地观测的侦察任务,或作为轨道作战平台。他甚至相信它可以用来向苏联发射核导弹。 尽管冯布劳恩没有办法让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他的空间站计划,但是国防部的一些高级官员却注意到了军事航天员的作用。美国空军建议开发有人驾驶的轨道飞行器,这就是1957年的“人类最早进入太空计划”(MISS)。 苏联发射“伴侣”I号卫星以后,美国空军邀请爱德华泰勒和其他几位顶级科学与技术精英研究载人航天飞行,并为未来提供建议。泰勒小组得出美国空军可以在两年之内将人类送入太空的结论,并催促有关部门抓紧实施。泰勒明白,进行这项任务并不一定需要军事原因,他也不把自己的建议与任何特定的原因联系起来,而是回归到一个基本理念——第一个完成载人航天飞行的国家将获得国家威望,一般来说,也会推进科学与技术的进步。

  新年之后不久,美国空军负责技术开发的副参谋长唐纳德L普特中将通知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主席休德莱顿,美国空军想积极寻求“一个研究性计划,其目标是尽早实现载人轨道飞行,这将大大有助于以后的科学和军事航天系统”。普特要求德莱顿进行这方面的合作,但NACA仅作为一个决定性的初级合作伙伴。 德莱顿同意了;但是到了夏天,普特却发现新成立的NASA引领了美国的载人航天飞行计划,而美国空军成了初级合作伙伴。

  尽管没有明确的军事目的,美国空军在1958年初一直在推动MISS计划,显然它希望成为美国航天计划的牵头机构。具体来说,它认为高超音速航天飞机和月球基地将将在未来几十年成为国家安全的必需品。为了将这个计划变为现实,它要求为MISS计划投入1.33亿美元,并要求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 在此期间,美国空军和NACA官员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同意见。这些困难越来越严重,最后闹到了白宫,白宫开始评估这个个组织的角色。 1958年7月,相对沉着和正确的休德莱顿向总统科学顾问詹姆斯R基利安抱怨美国空军与NACA之间不清晰的分工。他声称:

  “载人卫星计划的当前目标是确定人类在太空环境中的基本能力。这将作为人类进行太空探索和载人卫星的军事应用的序幕。虽然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防部应该就此进行合作,但是我觉得计划的责任和方向应该归于NASA。”

  正如历史学家戴维N斯派尔斯和里克W斯图德温特所指出的,MISS计划在国防部内已经出轨了,既因为经费问题,也因为没有明确的军事任务:

  “1958年春天和夏天,美国空军航空研究与发展司令部进行了积极的运作,希望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说服政府官员批准其人类最早进入太空计划。但ARPA担心成本过高和技术挑战,以及民用航天机构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

  1958年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签署了《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法案》,在7月底和8月又将美国空军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分配了NASA。此后,MISS计划被改成了“水星计划”。1958年11月上旬,美国国防部同意总统的要求,将载人航天计划作为NASA管理下的民用任务。作为任务的一部分,NASA邀请美国空军官员向兰利研究中心的“水星计划”办公室派出联络人员,而美国空军也这样做了。

  当时每个人都承认载人航天计划将由NASA牵头。1958年9月,美国国防部ARPA主管罗伊约翰逊指出,与苏联的竞争使美国放弃了采取谨慎态度的主张,提供额外的资金以确保及时完成载人航天飞行。他写信给国防部长和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

  “我因为一项计划而困扰,按照协议,它应该是一个联合进行的计划。这就是所谓的“人类进入太空”计划,其中1000万美元经费应分配给ARPA,3000万美元分配给NASA。我非常关注这个项目是由于(1)一个坚定的观点,而情报简报也支持这个观点,即苏联在太空中的下一次努力将是把人类送上轨道,(2)1959财年4000万美元经费与俄国人的计划相比真是少得可怜。如你所知,我们的最佳估计(基于约12-15个计划)1959财年计划最好能有1亿美元至 1.5亿美元的经费。

  我深信,苏联人第一个完成将人类送入太空的计划将对美国及其盟国在军事和心理上将造成深远的影响,并带来巨大的后果。

  由于这深深的信念,我觉得积极推动“人类进入太空”计划已经时不我待,我们应该进行准备,如果情况需要的话,应该在一月份要求国会补充拨款,以最紧迫的需要来推动这一计划。”

  约翰逊同意将ARPA的一系列航天计划转移到NASA,但敦促更迫切地开发航天器本身。两个星期后,ARPA和NASA签订了积极的合作协议,以研发载人航天计划中需要的太空舱。

  为了有助于执行该计划,ARPA和NASA于1958年9月18日成立了“载人航天飞行”专家小组,即“联合载人卫星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于9月24日,专家小组为该计划制订了目标和战略。专家小组主席是罗伯特R吉尔鲁斯,成员包括NASA领导人麦克斯费格特和乔治洛。专家小组聚焦于完成此项任务所需的广泛技术要求。在这个专家小组的主持下,有人驾驶太空舱的技术参数最终于1958年10月提出,还包括改进型“红石”(亚轨道飞行)和“阿特拉斯”(轨道任务)助推器的采购。

  即使与NASA合作进行“水星计划”,美国国防部仍然致力于载人航天飞行的最终实现。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国防部探索了几个计划。第一个是X-20“戴纳-索尔”,这种军用空天飞机将由“泰坦”运载火箭发射——一次有限的任务。美国空军认的X-20将提供远程轰炸和侦察能力——在太空边缘飞行,跳出地球大气层,可以到达世界任何地方的目标上空。1961年12月11日美国空军开始进行“戴纳-索尔”的设计,需要用“泰坦”IIIC来发射这架军用轨道空天飞机。 这种有机翼、可回收的航天器没有NASA的太空舱式航天器载荷那么大,而且因没有明确的军事任务而备受困扰。因此,1961年9月,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质疑“戴纳-索尔”是否值得花那么多经费。这导致美国对该计划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在1963年,麦克纳马拉取消了这一计划,转而支持载人轨道实验室(MOL)。这个军用空间站和一个改进过的“双子座”-B太空舱将由“泰坦”IIIM运载火箭搭载进入轨道。“泰坦”IIIM是一个七级固体火箭,能够载人。美国空军非常关注这个MOL计划,“泰坦”IIIM运载火箭在第三次试飞中把“双子座”-B原型(在之前的“双子座”测试中作为GT-2)和MOL实验室的气动模型送入轨道。似乎MOL即将成为现实。新型军用空间站计划遇到了大量的技术和经费问题,在1969年6月,国防部长梅尔文R莱尔德通知国会MOL将被取消。

  军事航天政策分析家保罗斯戴尔斯是这样总结20世纪60年代美国空军X-20和MOL计划接连流产的:

  “MOL和戴纳-索尔的取消,使得美国空军中许多人认为,他们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然而失败了。这反过来降低了再次尝试的动因,并增强了空军对传统使命的偏见,即飞行。因此,空军的航天活动在组织的层次结构和拨款优先次序上低于战术和战略空中力量。这无疑使空军对20世纪70年代初防空司令部提出的ASAT现代化建议摆出了负面态度。提高卫星生存能力的措施也受到了影响,因为美国空军不愿意使用自己的预算来保卫其他军种和部门的太空设施。”

  但是这次挫折并没有阻止国防部参与载人航天领域的进一步尝试,而它的努力也使得NASA改变了航天飞机的概念,并在计划设想中加入了军事任务。

  “阿波罗”之后,美国民用航天计划中载人因素持续了近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它从早期的英雄时代变成更多的日常活动、观点和过程;这是英雄时代流传下的制度化因素。

  20世纪70年代航天飞机成为NASA的首选设备,因为它使航天活动变得常规、安全和相对廉价。虽然NASA考虑过多种布局,其中一些相当奇特,总体而言是一种半截式、部分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研发费用为51.5亿美元。1972年1月5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宣布决定建造一架航天飞机。他这样做是出于政治原因和国家威望目的。从政治上说,他希望带动一些州的落后的航空航天工业,而这些州是他下届大选的关键州,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 支持者们——特别是卡斯帕温伯格(后来成为里根的国防部长)辩称建造航天飞机将重申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并帮助在国内外恢复对美国技术优势的信心,必将成功。这纯粹是国家威望的问题。

  威望因素掩盖了一个关键原因。美国领导人支持航天飞机上不是因为它的优点,而是它所带来的形象。这样一来,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航天飞机基本上是由三个主要元素构成的妥协产物:一个带有三角翼、一个较大的乘员舱、一个15×60英尺的货物舱和3个主发动机的轨道航天器;两个固体火箭助推器;一个装有液氢和氧化剂的外部燃料箱,燃料在主发动机中燃烧。航天飞机和两个固体火箭助推器可重复使用。航天飞机的设计目标是将45000吨货物运送到近地轨道(地球上空115至250英里)。它可以容纳10名航天员(虽然一般常见的机组人员是7名)执行7天的基本航天飞行任务。航天飞机需要返回地球,所以它的设计中具有侧向机动1265英里的能力,从而能够一次变轨之后就在起飞的位置着陆。

  其中很多设计修改直接来自国防部;作为对国防部对计划的经费和政治支持的回报,军事航天员将在地球轨道上进行秘密飞行任务(尽管当时可能还没有得到批准)。这些任务大多是为了部署侦察卫星。

  航天飞机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不可低估。卡斯帕温伯格是航天飞机计划得以在白宫通过的关键,他相信航天飞机有明显的军事用途,会对国家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我认为我们可以从计划中得到丰厚的回报”,他在1977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无论是从国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看,都将有直接的有益影响。” 他和其他人也向总统表明了航天飞机潜在的军事用途。尼克松的国内事务高级顾问约翰埃利希曼甚至认为它可以用来俘获敌方卫星。 20世纪80年代,苏联建造了“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并进行了一次无人试飞。苏联的航天飞机计划只是为了抗衡美国的计划,因为他们相信美国的航天飞机是为了军事目的。如研究俄国航天的观察家詹姆斯奥伯格说:“实际上他们研究了航天飞机计划,并认为这是为了对高价值的苏联目标进行超出飞机水平的轰炸。勃列日涅夫深信这一点,并于1976年拨款100亿美元研制。他们在十年之内就试飞了暴风雪号,但是却发现它什么也不能做。”

  经过十年的研制,1981年4月12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进行了首次轨道测试任务。航天飞机非常成功,1982年进行第4次飞行后,里格总统称这个系统“已经成熟”。它将运载所有美国政府的航天设备;军用、科研和商业卫星全都可以搭载在它的货物舱内。 为了做好准备,1979年美国空军部长汉斯马克提出了“载人航天飞行工程”计划,以“探索载人航天飞行经验,并将其应用于国防部航天任务”。1979年至1986年间,该组织将32名美国海军和空军军官培训成了航天员。

  即便如此,事实很快证明航天飞机是令人失望的。到1986年1月,航天飞机只进行了24次飞行,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NASA预计的飞行次数远不止这么多。关键分析一致认为,事实证明航天飞机既不便宜也不可靠,而NASA在为计划寻找政治共识时恰恰用的是这两个主要卖点。 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发射时爆炸,这些批评更是如潮水般涌来。 因此,航天飞机所有商业和国家安全载荷被取消,一次性运载火箭生产线得以重启。这是国防部载人航天军事任务走上歧路的另一个实例。

  寻求军事航天员的努力并没有结束。在20世纪80年代,国防部与NASA一起研制用于军事目的的单级入轨(SSTO)航天器。如果航天飞行存在“圣杯”的话,那么它正是可重复使用的SSTO技术所需要的——能够起飞、飞入轨道、执行任务,并返回地球,像飞机一样降落的航天器。这是一种异常艰难的飞行状态,面临推进、材料、空气动力学、导航和控制方面的众多挑战。事实表明航天飞机无法达到之前的预期,因此国防部领导人要求研发高超音速的空天飞机。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军事迅速增长,杜邦航空航天公司总裁托尼杜邦向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提供了一个不请自来的建议——设计一种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和火箭发动机混合动力的高超音速飞行器。DARPA项目经理鲍勃威廉姆斯很喜欢这个想法,1983年至1985年间出资成立代号“铜峡谷”的黑计划。后来里根政府公布该计划为国家空天飞机(NASP),称为X-30。里根把它称为“新的东方快车,可能在十年以后实现,从杜勒斯机场起飞,加速到25倍音速,到达近地轨道,在两小时内飞到东京。”

  NASP计划最初打算建造两架研究用飞行器,其中至少一架可以一级就穿过大气层入轨,速度高达25马赫。X-30将使用多循环发动机,可以实现从喷气发动机到冲压发动机再到超燃冲压发动机的转换,采用液态氢燃料与氧燃烧,利用大气冷却。 花掉几十亿美元后,NASP从来没有到达试飞阶段。1994年,该计划因官僚政治和似乎无尽的技术困难而悲剧性夭折。 另一项军事航天员计划失败。

  时至今日,国防部因素仍然存在于此类任务中。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研究了航天军事人员的可能性。1992年的一份研究声称:

  “对于今天或2025年的未来航天部队来说,国防部绝对有必要开发出代替或补充无人系统的技术先进的载人航天系统,以有效地利用军事人员的可靠和积极的作战能力来获得航天控制和武力应用的关键战时任务元素。国家航天政策、军事航天准则和常识决定了他们应该这样做——如果未来在与敌人的航天部队不可避免的冲突中,航天优势是首要目标的话。部署在太空中的军事人员将提供航天优势,最终将会成为美国航天计划的重心。”

  另一项分析为未来军事人员在太空中的存在找出了37条理由,从问题解决和决策到传感器和其他系统的使用。它的结论是,“军用空天飞机在帮助美国空军从空军向航空航天部队转变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而另一项研究则指出,“必须采取全面利用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才能取得成功。这意味着士兵、水兵和飞行员要能够在世界上每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作战,无论是在陆地、海洋、空中,还是太空。缺少任何一方面的战略都是不完整和短视的。” 当然,如果《航空周刊与航天技术》的话可信的话,那么国防部就不只是想进行军事航天员计划了,它还研制出了名为“黑星”的空天飞机,并在1990年执行过飞行任务。

  很明显,民事和军事航天计划的划分最初是由艾森豪威尔决定的,把载人任务分配给民用计划一直是国防部难以下咽的苦果。这只是美国民事和军事航天计划之间合作与竞争的众多案例之一,也是20世纪50年代制定、冷战后可推翻的许多政策之一。

  其实,对民用航天历史与国家安全领域关系的调查已经表明其主要方向是载人航天飞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相关领域无足轻重——跟踪和回收,发射设施和射程,技术开发,以及浮现在脑海中的其他事物——但民用航天方面绝大多数资金数额都用于载人航天飞行。自成立以来,NASA将超过一半的预算用于载人计划,因此民用计划强调载人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看到,多年以来民事和军事航天计划长期在“跳交谊舞”,而在后冷战时代,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比之前更为密切。

  鉴于得到的教训,航天力量分析家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结论?首先,航天力量拥有民用航天这一重要的软实力因素,这对过去50年中外交政策的执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为赢得冷战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任何政策背景下都应考虑航天飞行的软实力因素。其次,民事和军事航天飞行技术存在很多重合,因此有必要把这两个领域尽可能地划分清楚。最后,在美国,载人航天飞行一直属于民用航天计划领域,但是军方总想参与其中。或许有一天这将成为现实,但也有可能直到人类在太空中定居以后才会实现。

  随着科学家和企业家进入太空,军事人员也可能步他们的后尘。虽然太空边疆与美国西部边疆区别很大,但是军事在美国开拓边疆方面的作用值得回忆。在扩张时代的大部分时间中,边疆的美国军事人员执行过许多任务。他们抑制不法商人,追捕逃犯,驱逐新定居者,在和平谈判期间维持秩序,戒备前来领取养老金的印第安人。这主要是和平任务,以军事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程。

  如果人类要开发月球上的基地甚至火星上的前哨基地,军方可能会再次履行这些职责。要记住美国地形工程师兵团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在美国西部开放中的作用,军方领导人可能会提出建立美国航天工程师兵团。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将类似于在南极洲的军事活动。美国海军负责在麦克默多海峡的美国站,每到冬季,美国空军将为南极站进行空投补给。类似的安排可能在月球上出现。军事人员可以在月球背面建立和维持孤立的月球前哨基地或科学考察站。通过提供支持,军事人员将确立自己在太空中的存在,并帮助保护国家利益。这与目前一直奉行的军事航天相比,显然是截然不同的观点。知远/苏霍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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